努力解决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
莫 荣 殷宝明
中国式现代化，民生为大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生工作特别是就业工作，明确指出“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，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，事关国家长治久安”。如何把握这一重要论断的科学内涵，积极探索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践路径，努力解决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。
一、为什么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
就业是家事，更是国事。我国有14亿多人口，劳动年龄人口超8.5亿人，解决好就业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，有效应对各种压力挑战，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，守住了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底线，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就业事关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，既撑起千家万户的生计，也拓宽劳动者发展的空间。就业本质上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、参与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。一方面，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劳动报酬，就业收入成为绝大多数家庭最主要、最稳定的生活来源。有就业，才有收入；有收入，衣食住行、养育子女、赡养老人等基本生活才有保障。2025年，我国就业人口总规模7.25亿人，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.6%。另一方面，劳动者在就业中不断提升素质、增强本领，对就业的要求也从“有没有”转向“好不好”。就业不仅是谋生手段，还是劳动者发挥聪明才智、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形式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全国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200多万人次，4400多万人次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6000多人次获评特级技师、首席技师。企业薪酬调查显示，技能等级越高，工资报酬越高，“技高者多得”日益成为现实，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。从“能就业”到“就好业”，就业承载着每个人、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劳动者成长成才、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。
就业问题解决得好不好，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从经济发展看，就业是沟通社会需求和供给，连接生产、交换、分配和消费的关键纽带。劳动者通过就业进入生产过程，将劳动力这一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投入社会生产，形成现实的供给能力；劳动报酬又转化为居民消费，消费牵引生产，生产扩大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，由此形成“就业—收入—消费—生产”的良性循环，推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循环中形成动态平衡。从社会发展看，就业是优化社会结构、促进社会公平的主要途径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亿万农村劳动力通过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、从农村进入城镇，实现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有序转移。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2年的53.1%提高至2025年的67.9%，城镇常住人口从7.22亿人增加到9.54亿人，超过1.7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；越来越多劳动者通过稳定就业实现持续增收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。从畅通经济良性循环到促进社会公平，就业成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。
2026年9月20日，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。图为当日，求职者在交流大会现场了解岗位信息。 新华社发 刘建华/摄
就业一头连着百姓饭碗，一头连着社会稳定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，把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好，国家长治久安就有了最坚实的社会基础。纵观全球，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政局动荡，失业治理不力是一些国家陷入社会撕裂和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。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，在快速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中经受住了一次次冲击考验，就业大局始终保持稳定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及时制定实施“三结合”就业方针，广开就业门路，平稳化解了青年就业压力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叠加国有企业改革攻坚，实施再就业工程，让28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，及时兜住民生底线，保障了改革成功推进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，我国约2000万农民工受此影响失业返乡，通过及时出台援企稳岗政策，引导返乡农民工重新返城就业或就地就近就业。近年来，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急剧变化，坚持把稳就业摆在首位，打出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“组合拳”，牢牢守住了就业基本盘。事实表明，就业稳则人心稳，人心稳则社会稳。妥善解决就业矛盾，能够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，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，有力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。
二、当前就业工作面临哪些现实挑战
当前，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，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、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，稳增长、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。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，“有人没活干”和“有活没人干”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，成为制约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要症结。
从国际环境看，外部冲击正在向国内传导。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，外部需求的波动性、不确定性显著加大，通过贸易、投资、金融等向国内传导并影响就业。在需求端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对国际市场变化最为敏感，外部订单波动会直接传导至就业岗位，并沿产业链向上下游扩散。在产业端，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向境外转移，传统优势产业岗位面临替代与转移的压力。在劳动端，外部冲击主要落在外贸从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身上。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，使稳就业面临不容忽视的外部风险，对就业政策的前瞻性、储备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从人口结构看，劳动力供求格局加快重塑。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、老龄化、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。从总量看，16—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见顶以来持续回落，已降至8.5亿人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.2亿人，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，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趋势正在改变。从年龄结构看，“一老一青”的双重压力尤为突出。一方面，劳动力大龄化趋势明显，50岁以上农民工已接近1亿人，大龄劳动者转岗适应能力较弱，再就业难度较大；另一方面，高校毕业生规模连年攀升，未来10年仍将保持在每年1000万人以上，青年劳动力就业高峰还将持续较长时间。从区域看，人口增减分化背景下，劳动力向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集聚与部分地区劳动力外流并存，就业市场的区域分化特征更加明显。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交织，“一老一青”就业压力与区域分化叠加，劳动力供求格局的深刻调整要求进一步增强就业政策的适配性。
从技术变革看，就业结构调整压力凸显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劳动力市场，对就业的影响不是简单的“机器换人”，而是替代效应、创造效应、变革效应的叠加呈现。一些重复性、程序化岗位加快被替代，同时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，工作内容和技能要求发生深刻变化。被替代岗位与新增岗位在技能要求、地域分布、行业归属上存在错配，教育培训体系的调整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，劳动者跨行业、跨岗位转移就业难度加大，结构性失业风险上升。高技能岗位报酬上升与中低技能岗位持续承压并存，劳动力市场“极化”风险加大，若缺乏有效的培训支持和再分配调节，技术红利可能更多向资本和高技能群体集中，加剧收入分化。历史经验表明，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必然损害就业，关键在于制度安排能否趋利避害。如何推动技术进步与就业促进相协调，使技术进步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劳动者，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。
从就业形态看，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新挑战。随着数字经济、平台经济蓬勃发展，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。就业的组织方式、用工关系、收入结算等发生深刻变化，越来越多劳动者以非标准化的灵活就业方式参与社会劳动。灵活就业拓宽了就业渠道，增强了劳动力市场弹性，但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。平台用工关系“去雇主化”、“模糊化”，劳动关系认定难，部分劳动者游离于劳动法律制度保护之外。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建立在稳定劳动关系基础上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质量不高、保障水平有限。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风险高，算法管理下的劳动强度、收入分配还缺乏有效规范。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，对劳动法律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、就业公共服务提出了全新要求，制度供给与新就业形态不相适应的矛盾亟待破解。
三、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
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，《实施就业优先战略“十五五”规划》进一步明确了思路目标、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，既要“量的充分”，让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都能获得合适的就业机会，更要“质的提升”，让劳动者就业更稳定、收入更合理、保障更可靠、发展有空间。实现这一目标，靠单一政策、单一部门难以奏效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系统整体出发统筹各要素的观念。，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健全就业促进机制，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。
坚持就业优先导向，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。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，但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就业，增长与就业之间需要主动的制度安排相衔接。没有就业支撑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，这就要求把就业从发展的“结果”变为发展的“前置条件”，使就业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优先标尺，这正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核心要义。要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，健全重大政策、重大项目、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，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，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发展，积极培育新职业、开发新岗位，推动财政、货币、产业、消费、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、同向发力共同用力，不断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。
劳动者素质是提升就业质量的基础，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，归根到底要把人力资源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结构性就业矛盾表面看是岗位问题，实质是劳动者素质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。要推动基础教育、高等教育、职业教育协调发展，从源头上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，使人才培养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。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，深入实施“技能照亮前程”培训行动，帮助劳动者紧跟技术变革，持续更新知识技能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，完善人才培养、使用、评价、激励机制，加快塑造素质优良、总量充裕、结构优化、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。
重点群体稳，则就业大局稳。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情况各异、诉求不同，必须坚持分类施策、精准帮扶。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，其就业不仅关系个人前途和家庭幸福，更关系人才红利的充分释放。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重，坚持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方向，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见习，对困难家庭毕业生开展结对帮扶。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主体，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直接关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大局。要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，培育发展劳务品牌，加强劳务协作，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收入。健全就业援助制度，对大龄、残疾、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及时帮扶，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，不让一个劳动者在就业路上掉队。
近年来，“一人公司”（简称OPC）加速兴起，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业新方式，对释放经济活力、促进就业具有积极作用。图为2026年5月18日，在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辛安街道“就享家”乐业服务站，创业者在了解“一人公司”创业扶持政策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/摄
扩大就业，既要靠创业带动，也要靠服务支撑。好的创业项目往往能带动一批就业岗位，精准的就业服务能有效提升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效率。要鼓励创业带动就业，打好创业担保贷款、创业补贴、场地支持、税费减免等政策“组合拳”，降低创业门槛和成本，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。要健全覆盖城乡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，把服务网点建到群众家门口，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，加强职业指导和岗位信息归集发布，让劳动者求职有门、就业有路。
就业质量高不高，收入是重要标尺。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、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，既是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，也是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、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。要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、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，科学评估、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，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，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。完善体现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，使劳动者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、企业效益改善、个人技能提升相协调，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。
就业工作既要“锦上添花”促发展，更要“雪中送炭”兜底线。越是就业形势复杂严峻，越要兜牢民生底线、守好稳定底线。要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，健全灵活就业人员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，规范平台企业用工和算法管理，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，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，扩大劳动者社会保险覆盖面。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，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，有效治理就业歧视、欠薪欠保、违法裁员等突出问题。加强就业失业监测，完善规模性失业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强化政策储备和应急处置，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，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。
作者单位：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